剧情梗概:大结局
分集剧情:
(一)

  (邓家的院子)

  这是北京景山后街上一条普通的胡同,胡同里靠墙根的地方,顺溜着停放着一些私家的轿车,街上偶尔有些行人走过。

  深秋的暖阳透过胡同尽头的那些老榆树把一缕缕光芒撒在宁静的地面上。

  邓小平的家是1977年搬来的,这以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条胡同是他生前出出进进必须经过的。

  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头向右一拐,两扇铁门里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在邓小平离开五年后,我们有幸走进这里,走进这个伟人的生活世界。

  进了大门,一左一右长着两棵松树。

  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灰砖灰瓦,外表看没有什么更特别的。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这里还住着警卫、司机和其他的一些办公人员。

  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边的院子里。

  过了这个门廊,走过这道门,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

  50米宽,40米长,面积大概有2000多平方米。

  院子里种满了树,种满了草,还种了一些花。

  1977年,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曾经说过,他还要干20年。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院子里辛勤地耕耘着,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他用20年的生命,给12亿中国人带来了一个舒心的日子。

  整整20年后,他离开了这里,留下了这个院子,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他是一位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生活又与普通人一般的朴实。

  站在这幢二层建筑西头的平台上俯瞰,院子里郁郁葱葱。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站在院子里,就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的声音,紧贴着院墙,外面就是一些普通的民房。

  (邓小平的办公室)

  绕过院子中间的这颗老松树往前走。

  踏上台阶,走过挑檐下的平台。

  进门向左拐,沿着这宽宽的甬道再往前,第二间是邓小平的办公室。房间很高,约有30平方米大小,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排老式的书架。这些沙发也是老式的。最西边的这张沙发是邓小平常坐的。

  写字台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

  书柜里还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

  墙上挂着邓小平86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

  这里的一切,如今都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的那个日子。

  (卓林在邓小平办公室接受采访)

  “声音大点 我耳朵不好”

  邓小平逝世五年来,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门参加过回归庆典活动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她比邓小平小12岁,今年已经86岁了。

  (音乐 撒满花瓣的院落)

  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

  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访邓琳 同期声)

  “我爸爸这个人喜欢很完美的东西,我认为他喜欢比较干净,不喜欢脏兮兮的。喜欢整洁,不(喜欢)乱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谁乱哄哄的,不够干净,他就不大喜欢。他喜欢花,喜欢香味。我们每年要弄点桂花,这时候应该弄桂花了,院子里就特别香,每年会有桂花,(还)喜欢白兰花。”

  邓小平与卓林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

  (访卓林 同期声)

  “他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林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访卓林 同期声)

  “因为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所以我就不敢和这些工农干部结婚。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这个故事)在延安传为笑话。我想,我结婚可不能找工农干部,可不能找长征的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邓小平并不灰心。

  (访卓林 同期声)

  “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以不可以。我说,可以。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才同意。同意了(以后)我们才结婚。”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情朴实的方式,为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访卓琳 同期声)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多少,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我知道他是个知识分子,所以我想,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了解了就……。”

  几天以后,卓林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奔赴了太行。

  (访卓琳 同期声)

  “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我那时候还不熟悉。后来,慢慢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访卓琳 同期声)

  “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都在后头住的地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进军西南,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后来,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他只好带着家属。这次进军西南,我说我一定要去,你不让我去……。但是去的方式(是),他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他在前边,我们带着孩子坐在后头。这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二)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访卓琳 同期声)

  “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后来我也给他当秘书。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当时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坐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我都登记了,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所以那时侯都是以他的文件最(多),因为(他)的文件最全。”

  (访邓先群 同期声)

  “而且我大嫂这个人,她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这样,也很守规矩,而且她特别体贴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欢喝茶。但是,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来开支。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访邓楠 同期声)

  “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还有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所以,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就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我妈妈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给他单独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你点,结果最后,实际上,他就一口都不吃,全分给别人。最后,没办法,所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卓琳在院里散步)

  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映,患难与共。

  (访邓楠 同期声)

  “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在政治上,他讲是不争论。就是政治大问题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他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访邓先群 同期声)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她说,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访卓琳 同期声)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怎么办呢?一个月只给我们二十块钱,二十块钱的生活费。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那么他就主张,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那么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因为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和他们一起去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日子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访邓先群)

  “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生活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他们俩,非常好 (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就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还有)擀面这些事情。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 他们三个人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所以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的。”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访卓琳 同期声)

  “我们是在工厂工作,他在工厂是搞什么的,他是搞矬子。我能干什么呢?我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很累),我就跟他说,给他搬个椅子,我说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来了。”

  邓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隔数方,但彼此间的关爱却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到江西不久,因为妹妹邓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便赶去照料女儿。家务就全落在了夫妇俩身上。

  (访卓琳 同期声)

  “老祖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家庭的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数。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的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

  (访邓楠 同期声)

  “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就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头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邓小平已经走了五年,夫妻俩58年风雨中结成的深厚情义,全化作花雨飘洒。

  (访邓榕 同期声)

  “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在他们夫妻俩的生活中间,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就是在生活中间,不是说很有心计、很纯粹。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所以他们的爱我觉得是(很纯的)。他们俩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访邓琳 同期声)

  “你还真别说,我呀,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几乎没有红过脸。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互相做什么事情都相信。我妈妈做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爸爸都认为是对的;我爸爸做的事情,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就是说我要跟他离婚,或者要跟他划清界限,没有。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

(三)

  ( 广 安 )

  邓小平少年时离家远游,后来投身革命,等到他再回到四川时,父母双亲已经亡故,故乡尚有一未见面的继母和两个妹妹。倒是弟弟邓垦曾经在上海和延安与他匆匆见过两面。

  (访邓垦 同期声)

  “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刚才我讲了,我才七、八岁,他十几岁就离开了,一离开就是十一年,十一年。一直到1945年,七大以后,开一中全会,他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开一中全会,因为那时候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嘛!回来参加一中全会,这是1945年。你看 1931年见面以后就分手,一直到1945年,相隔15年,才见第二面。在延安那个见面非常仓促,那时候很快日本就要投降,马上就要回太行山,匆匆忙忙见了几面,又分手,又分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没有接触,没有见面。就是1949年,我进关以后,进驻西南的时候(才见面)。所以,弟兄之间接触的时间很少,了解的情况也不多。”

  平时邓小平是一个说话不多的人,游子思亲的情感也不轻易在脸面上流露。西南解放后不久,已经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百忙中还惦记着家中的亲人。

  (访邓先群 同期声)

  “他是1949年底就到了重庆。到重庆以后,后来就有一个什么人,是二野的,就到我们家里去。说,小平同志已经到了重庆了。就说,我们可以出来,让我姐姐出来上学,我也出来。后来我姐姐出来就到了西南军大,我就出来以后就上学,就一直跟着我大哥。”

  邓小平把继母夏伯根和两个妹妹接到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一直住在他们家中。两个妹妹则被他安排进了革命队伍新办的学校。

  (访邓先芙 同期声)

  “大哥就说,你们呐,开玩笑一样的。你们要先把脑筋洗了再说,你们先要改造思想,我三哥他们就叫洗脑筋。我嘛,就叫我们要学猴子变人,改造思想。”

  (夏伯根照片)

  夏伯根只比邓小平大5岁,虽是继母,邓小平依然如亲生母亲一般的孝敬。

  (访邓林 同期声)

  “他们岁数相差很小的,几岁而已。但是,我父亲对她是很尊敬的,和我们一起就喊……我们都喊奶奶。后来有了第四代以后都叫老祖,我父亲也跟着一起就叫老祖。对我奶奶,我父亲倒是真的很尊敬,关系特别融洽。我妈妈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跟我奶奶谈,儿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谈,哪个孩子缺什么衣服了,该置办点什么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们家关系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和我奶奶有过什么争执。我奶奶也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人,该问的她问,不该问的,她就用眼睛观察,她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家是非常和谐的。”

  夏伯根生活在邓家,成了他们家中重要的一员,成了邓小平夫妇料理家务的帮手。文革中,邓小平被下放江西劳动,夏伯根也一同前往。

  (访邓垦夫人 同期声)

  “发配到江西,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吗?对,唯一的要求。问他你有什么要求?要离开中南海了,要发配到江西去了,你还有什么要求?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把老妈妈带去,其他没有说要把他的孩子带去。”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已经98岁高龄的夏伯根当时已患了老年痴呆症,但她却在冥冥之中以一种的特殊的方式对先她而去的儿子表达了深深的眷念。

  (访邓先群 同期声)

  “她那时候已经老年痴呆,可是也奇怪,那时候她已经基本上认不出人了。那天,奇怪地很,虽然是老年痴呆,但一直她都还吃饭。就从那天,不吃饭了,也不喝水,很奇怪。大概这么搞了好几天,不吃不喝啊,最后就送到医院了,结果(只有)下食管。不知道,也可能她知道。”

  2001年 春,夏伯根老人辞世,享年101岁。

  (访邓垦 同期声)

  “就是解放以后,那一次不知道是陪什么外宾,到了广西。回北京的途中,在武汉停了一下,住在东湖招待所。告诉了我,我去看望他。那一次,他是专门到我家住的地方来过一次,他也没有多少话说。看到屋子,到处看了一看,他说,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过去旧中国法国领事馆,一个副领事住的宿舍。广西的芋头,大芋头很好,他还带了几个芋头给我,还带了……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得了,就是广西的土特产,他带到武汉来了,专门给我的。有那么一件事,其他的没有什么了。”

  邓小平从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情,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奋斗,他会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

  (访邓垦 同期声)

  “关心嘛 当然很关心了,不过具体事很少,具体事很少。待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

  (访邓先群 同期声)

  “他很体贴照顾人的,你说他平常没有什么话,也听不到他跟你说几句贴心的话,但是,都装在他心里头。你能体会到他对你深深的爱,对你的关心。我是我们家包括我的侄子侄女当中,当然外来的不算,我是第一个入党的。那次就是(他说),小姑姑可是我们家,你们当中第一个入党的啊,他心里非常有数。每年到放假了,他都要问一问考试成绩怎么样?他在关键时候他都要了解了解情况。”

  (访张仲仁 同期声)

  “对我们我觉得还是很严格的。比方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他问我到哪里?我说我想到中央办公厅。老爷子问我说,他们分你到哪里?我说是到国家档案局,政府的 。他说也可以,政府还是一样的,就到政府去。”

  张仲仁后来一直在四川省档案馆工作。

  “实事求是”“无私无畏”,这是邓小平八十寿辰,兄弟姐妹赶来为他祝寿时,他书赠给弟妹们的。平时天隔数方,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邓小平很看重难得的一聚。

  (访栗前明 同期声)

  “1972年 我有机会经过四川,到武汉,然后到南昌,这就有几个小故事了。见了面,这时候他已经不下工厂劳动了,那时候林彪已经倒台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是6月18号,天特别热,我穿的裤头和背心都湿透了,拿着从四川带来的酒什么的。一见面,他就好高兴啊。卓琳大嫂说,去上楼去冲个凉水澡。老爷子就说,北方人哪能冲凉水澡,他不习惯。然后提了两个暖水瓶,就给我往水池子里倒,倒了以后,我就冲。所以我就感觉到感情特别深。然后,中午需要吃什么饭。我们大嫂说,前明,你需要吃什么饭?老爷子马上就说,北方人嘛,就是吃饺子嘛,咱们包饺子。”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邓小平夫妇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多方面的。

  (访张仲仁 同期声)

  “我觉得我们大哥大嫂,对我们那是真好。说真的,就像父母亲一样那么好。我们的小孩都是四个月以后,就都送到北京,就是他们给我们带。我想:老爷子、卓琳还有奶奶,给我们带小孩,一个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第二个就是叫我们集中力量,好好工作。”

  (访栗前明 同期声)

  “他对小孩是最喜欢的,所以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是在他家里带大的。女儿是从1965年呆到1967年,他被打倒以后,从中南海被赶出来,我们在中南海的大门口把她接走的,这是女儿。儿子呢?是1976年,他是1972年生。到1976年的时候,也是(他被打倒) 就接回来了,所以他最喜欢小孩,谁家的小孩他都希望在他那里养。”

  (访邓先群 同期声)

  “他身边离不开孩子,特别喜欢孩子。你看平常跟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他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抱。每天呢,老爷子还没起床呢,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窝里去。,那时候,抱到被窝里去,挺好的。”

  ( 邓家照片 )

  邓小平非常喜欢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的开心。

  (访张宝忠 同期声)

  “每一个礼拜到中南海去看一次电影,礼拜六。那一车,拉了十几个人呢。那帮小孩也小,这有缝塞一个,那儿塞一个,大家也看出这个家庭很幸福。我(看到这个情景)也觉得,感到好像这个幸福也有我一份。”

(四)

  (两幅全家合影)

  这是邓小平一家1961年拍的全家福,那时他的五个孩子都在上学。然而,13年后的1974年,当全家人再次坐到一起的时候,岁月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悲苦与伤痛。

  (邓朴方照片)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访邓榕)

  “因为当时他摔下来以后,实际上他的下肢还是有感觉的,当时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他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残疾的,绝对不会的。但是当时送了几家医院,都没有人收他。最后,经过几天的急诊室的(耽搁),(他)睡在走廊上,度过了高烧的危险期,生命看着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医院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所以他的感觉是逐渐消失的,从脚趾开始逐渐……消失,一直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姑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

  在动乱的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地挂念孩子。

  (访卓琳 同期声)

  “发配到江西嘛,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小孩子们都各人领回自己的。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他是北大的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就受不了了,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就骨折了。”

  (访卓琳 同期声)

  “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我们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他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他又躺下来,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手巾给他。”

  (访邓朴方 同期声)

  “他并不说什么,但是,你比如说,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说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很认真,我父亲他很认真的。不管大事小事,以前他做大事很认真,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地认真。那么这时候你就……当然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访邓榕 同期声)

  “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他跟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访邓林 同期声)

  “他对我们每一个姊妹的品德,对我们每一个姊妹的优点、缺点,他其实非常清楚。每一个人他有时候说一句话,那是挺中肯的。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呢,各方面条件不是太好,人又比较老实,所以我父亲可能担心我的婚姻问题。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毛主席写过信。”

  (访邓榕 同期声)

  “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因为我们家太“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有句话,就是“黑帮子弟”嘛。所以我们真是太“黑”了。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当时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应该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我们。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所以,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以后呢,我父亲非常……高兴,他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我们只是通了两封信,在朋友介绍下我们认识了,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这时候实际上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就是也刚认识,谈不上定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这个女婿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是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我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用四川话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一拍腿,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访邓楠 同期声)

  “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所以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有限制,就是说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所以他对我们的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但是,他也不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他是用这种方式。”

(五)

  邓小平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他过生日时,孙子孙女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访邓琳 同期声)

  “看看这个,这个你们应该照一照。虽然有点脏了,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们五个孩子。这是小孩,这都是小孩,不是我们啊,都是小小孩。他们觉得这特别好玩就买回来了。说,爷爷你看,这是你和奶奶,剩下这是你的五个孩子。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那些孙子了。有一个属老鼠的,一个属羊的,一个属牛的,一个属老虎的。这都是代表四个孙子。”

  晚年邓小平的生活,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访邓楠 同期声)

  “晚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就有孙子孙女了。我妈妈就规定了,我们家的孙子孙女有一个工作,从最小的时候开始,会走路了以后开始,甚至于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他们就要做工作。这些孙子孙女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定时地要来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这是我母亲规定的。”

  (访卓琳 同期声)

  “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办公桌上。你看他那个办公桌,他没坐,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旁边有一个小方桌。他就坐在那里看,看文件。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对,还准备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里头装上巧克力,小弟来了就给他一块。他叫全家人都在他屋子里坐着,他就看他的文件,我说吵不吵你啊,(他说)听不见,我听不见。他还是很专心的,他听不见,所以他最喜欢一家人在一块儿。”

  (访护士王海珍 同期声)

  “小弟自己在那儿装一箱模型,自己玩一些东西。尽管首长他也不会和小弟聊天,但是小弟每次过来都亲他一下。我们都叫他,小弟过来,亲爷爷一下,每次都是那样。然后首长就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弟在那里玩,就那么看着,一直那么看着。”

  在孩子们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父亲的品格却深深的影响着孩子们。

  (访袁明 同期声)

  “平常在家都是穿着咔叽布的,夏天就是的确凉的,特别简单。(自从)我来了以后也就(只有一次),因为首长有一阵体重胖了一点衣服瘦了,做过新衣服,好像就没做过新衣服了。像白衬衣,有时候穿的时间长了,领子就坏了,就(只)换个领子。”

  (访邓楠 同期声)

  “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的都很朴素,穿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所以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我记得1952年的时候,从重庆到北京来,那时候他调到北京来工作,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们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了,我才七岁,我就问他,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是根本没有军衔。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是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访邓楠 同期声)

  “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访张宝忠) “那么开始的时候就是规定,首长有两个车子。就是说弄两个车子,首长说,这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首长说)搞这么多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回来以后赶快报告孙局长,报告主任,那么就是说,在北京呢就后边跟一个随车。而且出去以后他都在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再一个就是说周围,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不能妨碍群众。意思就是说,群众修房子啊,还有门口——因为这个胡同是死胡同,来的人都不许妨碍。”

  (访邓榕 同期声)

  “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教育。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个人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作为邓小平的作为我们父母的子女,我们觉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六)

  邓家的院子方方正正,院子里的路,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之间。这是邓小平生前走过无数次的小路。

  (访王士斌 同期声)

  “这个院子一圈我们量过,我记得好像是188米一圈。”

  散步是邓小平多年养成的习惯,工作之余的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有人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

  (访邓琳 同期声)

  “他是这样,上午九点多开始看文件,看到十点,差不多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要休息一下,他就出来散步。护士们会提醒他。”

  院子中央的这个水池中养了一些鱼,这也是邓小平喜欢的。

  (访卓琳 同期声)

  “就是养了一些红鱼。老爷子来看,老爷子拍拍手,拿点馒头扔下去,这些鱼就挤到这儿来吃了。后来因为有些鱼,你看这松枝挺硬的,掉下去就把鱼扎死了,这个鱼就慢慢少了。我们以后就不养鱼了,只养荷花了。”

  (现场同期声)

  “这个 ‘老爷子’是什么时候喊起来的?文革。因为(文革)时候,大家(想) 怎么叫他呢,(大家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叫“爸爸”不习惯。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我们警卫员,秘书都叫老爷子。最早的时候是孩子们想出来的吗?不是,是妈妈。文革中间他们被软禁的时候,在那时候开始的。原来叫首长,(那时候)也不能叫首长了,被打倒了不叫首长就叫老爷子了。以后就都叫老爷子了。”

  晚年的邓小平努力通过娱乐活动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挑战,打桥牌就是其中的一项。他不仅酷爱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手果断,技艺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叫好。

  (访聂卫平 同期声)

  “打桥牌指的是一种调剂嘛,所以他有这样的水平我认为已经很了不起了。是我结识的这些中央领导里,打桥牌打得最好的。有一次,我跟他搭档,那边是万里和友谊医院的院长诸寿和——现在已经去世了。我们俩把人家打得特别地惨,我想给他们留点面子,就放了点水。所谓的就是现在谈的“假球”“黑哨”什么的,我当时就主动地放了一把水。我看见万里的牌拿得比较……他君子坦荡荡啊,都看得见,我看见万里有很多张黑桃,我自己只有四张黑桃,我就叫四黑桃。万里就加番,“加番”是邓小平常用的,我们通常普通话叫“加倍”一加番,我就宕了六个。六个是宕了太多了,当时老爷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创了世界记录了。宕了六个,宕得太多了。(他)打牌比较认真嘛,对于我这样的随便就损失很多被加倍宕了六个。后来还跟我太太说,你的先生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就专门为这个事,去跟我太太说了一下。”

  为感谢邓小平为世界桥牌事业的发展及推广所作的贡献,世界桥牌协会还特别授予他荣誉金奖。

  看足球比赛,也是邓小平毕生的爱好。以至于他第三次复出,第一次与公众见面,选择的就是足球比赛的看台。

  (访张宝忠 同期声)

  “他的喜欢足球(很有名),一向都喜欢足球、体育。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五十二场还是五十三场(比赛),他一场没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他和我们看足球不一样,不愧人家确实是个伟人,有个正确的观点,你像我们一看,输了就骂街。他不这样,这个看球呀,不一定进多少球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咱们队员都努了力了,都踢得不错,但是水平跟人家不是在一个阶梯上,踢得还不错呢。有一次我们是赢了哪个国家的球,说是(那个)国家足球挺有名,但是人家来的都不是一流选手。赢了大家还挺高兴,但老爷子(不那么看),他说,人家的主力都没来,所以他对咱们体育的发展,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的,而且从不以输赢为标准,来责备我们的球员。”

  不仅是足球,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还关注其他赛事。

  (访黄琳 同期声)

  “奥运会、亚运会的体操比赛,首长看的时候,有的时候爱给人家打分。他也打,就像那个裁判似的,裁判还没亮分之前,他也要打一些分。但是他打分呢,给我们国家的小运动员打的分都偏高,他很喜欢这些年轻的体操运动员,你感觉他打的分普遍还是偏高。他喜欢他们,希望他们出成绩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从他看体操比赛(就发现),我们国家的那些十几岁的小姑娘,他特别爱看,都挺晚了,他还要看,而且她们有的时候没站稳,(首长会说)挺稳的,挺稳的。”

  大多数的时间,邓小平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的。

  (访邓林 同期声)

  “这个地方没办过公,都是坐这儿。他批文件,这儿有一个方桌子,比这个大一点。就这样批文件,就这么写,上午基本上我们也都上班,孩子们也不来。下午,晚上(才来)这儿放着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一摞报纸,在早上九点以前秘书给他摆好。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喝茶,喝完茶然后坐在那里吃一点早饭。她们给他端过来,牛奶、鸡蛋什么的,就完了,吃完饭以后就坐在这里。开始批文件,他速度快。后来是累了,有时候累了,下午就在那里躺一躺。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躺这一说的,后来累了,年纪再大一点以后。有客人来就这么坐一排,开会也是这样。爸爸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爱翻字典,有什么字不认识的时候,他就会把字典拿出来。《辞海》是常翻的,还有一个,我印象中爸爸特别爱看地图。比如说我们出差或者上哪儿去,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一定带着,上哪个地方了一不明白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他就把地图拿出来看。另外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两套,一套是《史记》,还有一部分是《资治通鉴》,他喜欢看这个。还有,在我印象中他喜欢看《聊斋》。”

  (海 邓小平游泳)

  邓小平酷爱大海。到大海里去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

  (访黄琳 同期声)

  “开始,我们的医疗组,因为有的时候怕他咳嗽,海水也比较凉,开始的时候不想让他游泳。一开始医疗组定的就是光去北戴河,不游泳。但是,每天我们那里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首长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明明他不游泳,他老问我们今天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啊。(看他)特想去,我们也觉得特别想让首长(游),最后,医疗组就说,要不就让他游吧。结果那年游了八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45分钟将近一个小时。我还那会儿曾经跟首长开玩笑说,我说,你看我们大家做这么多工作,同意让你下去游泳,我说你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点,就是说,游半个小时你就上来。这样的话,才可能第二次专家还让你去。首长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半个小时就上来呢。”

  这一年对中国的发展不同寻常。年初,88岁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这一年,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北戴河。更多的时间里,他就这样坐在房前,恋恋不舍地望着苍苍茫茫的大海。因为他知道,他就要告别大海了。

(七)

  (夜 邓家)

  1996年12月,多年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邓小平,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访吴蔚然 同期声)

  “(到)后来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他肝脏也好,他也没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就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吞咽,影响他活动。当然他帕金森症治疗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因为帕金森病没有办法治好。他也能拖了十几年,到后来慢慢(情况)越来越(差),后来就是呼吸道的问题了。”

  医院里接受治疗的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依然还是那么顽强。

  (访黄琳 同期声)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因为我们在医院也见过很多,最后被疾病折磨得比较痛苦的(病人),(一般人)肯定会有些呻吟,有些叫(喊)。因为确实很痛苦,或者跟医生护士反映我怎么难受,而且有的时候脾气也会暴躁,可能就是因为(被)疾病折磨的。不合作,对治疗有抵触情绪,这样的病人我们原来也都曾经见过。可是在这位首长身上没有,一个是跟医生特别配合,而且到最后,我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平静)。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心里也明白,他就是……

  我们有时候也问,想说点什么,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从1997年1月1日开始,重病卧床的邓小平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的十二集大型纪录片《邓小平》。

  (访黄琳 同期声)

  “因为首长耳朵不太好,跟电视机的距离(又比较远),我们要在旁边给他讲,就是电视里(讲什么我们重复什么)。包括原来看新闻也是这样,就是新闻里讲一句,我们就跟他讲一句。这样他看着画面,听着我们解说,(《邓小平》)是从1月1日开始放的第一集是吧,放了我们就给他讲,他就在那里看,12集全都看了。有的时候镜头比较模糊,比较远的时候,他还问,那边走过来那个是谁呀?我说,那个是你呀,你看清楚了。后来,走近了,(或者)镜头拉近了 (他)看到了,自己在那里笑一笑。那时候他有没有对片子有什么评价,或者是对片子里对他的评价,他有没有说什么?他自己对自己不评价,但是,片子里有一些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翻给他听,我就觉得,翻的时候我就注意看着首长的表情,有时候感觉首长就是,我不知道我形容得准不准确,就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

  (访张宝忠 同期声)

  “那年过春节,有好多同志都没能回家,也都在医院过春节。我们也把人组织到一块儿,也搞了一个(聚会)。大家聚一聚嘛,大家(互相)祝贺新年快乐,但是这个话很少,我觉得我从心里说,大家的祝贺,举起杯来,就是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酒杯举起来了,眼泪都流下来了。”

  (夜幕下的邓家)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

  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夫人卓琳携全家来向亲人做最后的告别。

  (访王世斌 同期声)

  “首长去世以后,首长那些衣物的处理是我去处理的。都被烧了,那天,我带着另外一个同志,我们在锅炉房里就把内衣、外衣、鞋子、袜子全都烧了。(什么)都没有保留,我们两个一边烧一边掉着眼泪,是我们亲眼见的。当然平时知道首长很随和,很朴素,但是 (这是)我们亲眼见到,内衣都是有窟窿的,都是破的。我们两个一边烧着,一边掉着眼泪。还在那里说,这也是我们亲眼所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谁能相信,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确确实实是穿着破了的衣服。”

  巨星陨落,九州同悲。在这春寒料峭的2月里,亿万中华儿女都在心中呼唤着同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属于长江、属于黄河、属于中国的伟大的名字。

  (夜幕下的 邓家)

  再见不到老人健朗的身影,再听不到老人爽朗的声音,在邓小平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沉的哀痛,绵绵的哀思在这里延续。

  (访王秘书 同期声)

  “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所以首长去世以后,总觉得不相信这个现实。特别是晚上一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首长的)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

  (访黄琳 同期声)

  “去世的时候,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而且那个遗体也是作为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了。等于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都装在我们心里。特别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想说,首长,我们永远爱你。”

  邓小平离开这里已经五年了。五年来,每年的2月19日,邓家的院子里都会撒满花瓣,那是家人对他深情的祭奠。

  ( 访卓琳 同期声)

  “(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他)去世的纪念日,我们就预先买了些花瓣,就在院子里撒。(一边)撒,一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一边还说话,还叫(他)。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对,一大长桌子,也有客人来参加,还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纪念他。”

  (访邓榕 同期声)

  “我们真正从日常的感觉来讲,我们没有觉得父亲离我们而去,好像觉得父亲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对父亲的思念、怀念,深深地沉淀在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的心底。有人问我说,你最敬爱的人是谁,我左想右想,把古今中外的人都想遍了,我想想,还是我的父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了解他,我理解他,我也爱他。”

(八)

  邓小平晚年曾说过: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当1997年的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他的心愿变成了遗愿。

  (访卓琳 同期声)

  “他原来说,香港回归了。我一定要到香港去看一看,去我们收回的土地上(去看一看)。结果,他没有(等到这个日子)他就去世了。后来,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就代表他,带着孩子们就到了香港。”

  (香港回归庆典)

  伟大的心愿终会化作绚丽的时代篇章。按照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指明的方针,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从这一刻起,香港这个与祖国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宽广而温暖的怀抱。

  (江泽民同期声)

  “历史将会记录,提出 ‘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大会上,江泽民主席特意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介绍给在场所有的人。

  (董建华在大会现场介绍卓琳)资料

  这是一个欢庆的夜晚,也是一个思亲的夜晚。

  香港的顺利回归,让世人看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有能力完成邓小平的遗志,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得越来越好。

  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曾对确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问题有过政治交代。

  历史已经证明, 江泽民领导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经受住了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考验,在世界大转折和中国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继续走在了时代前列,显示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治国才能。

  (访冷 溶 同期声)

  “邓小平同志去世五年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上看,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进一步取得新的突破,人类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国际上还发生了9•11事件,这样严重的事件。从国内来看,1997年,我们经受了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1998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1999年又发生了法轮功邪教组织闹事的事情。在新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面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的遗志,顶住了各种压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风浪,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比如,我们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在农村积极推进费改税试点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还加快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我们还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重大战略。五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到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在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预期目标。去年,中国的好事一件连着件,比如,加入了世贸组织,取得了奥运会的承办权。在9•11事件发生后,那种特殊的国际背景下,成功地举办了上海APEC会议等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可以说,这五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五年来,江泽民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不断吸取新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访冷 溶 同期声)

  “邓小平同志去世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实践,在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比如,江泽民同志在去年的“七一”讲话中,根据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全面阐发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篇讲话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宣言书。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些新的思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三个代表”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直接继承,又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所以,我们说今天坚持“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坚持了邓小平理论。”

  中共十五大以来的五年,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大发展的五年,在江泽民的领导下,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歌谣家喻户晓,广为留传。

  (访蒋开儒 同期声)

  “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得赶快写了,小平都走了“春天的故事”还能唱多久啊。当时我这心就像碎了一样,当时,我感觉到不是一首歌的命运,不是一首歌能唱多久。我是感觉到,小平他的思想我们中国能够坚持多久,他的路线我们能坚持多久。因为对小平的消息特别关注,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那个讲话一发表我就听到了,第二天 一见报我就看到了,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江总书记讲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想的,江总书记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就感觉到这就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我就联想到建党以来,我们的领袖都这么好。毛主席领导我们站起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富起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领导我们继往开来,我就感觉到好日子都叫我们赶上了。”

  (歌曲《走进新时代》)

  (邓 家)

  览尽天华阅此景,花开花落寄故人。

  (访卓琳 同期声)

  “老爷子去世以后,江泽民过年过节还亲自来看望我,有时候他工作忙,就打电话来,他叫王瑞林接通电话,他跟我讲话他说,我工作忙,来不了了。”

  (访邓榕 同期声)

  “每次来都非常亲切,他和王冶坪阿姨一起来,不光是看我妈妈了。我们全家孩子们都在一起,(他)非常热情,包括还有一些中央其他的领导同志,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都到我们家来看望我们的母亲。虽然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这种温暖,党中央全国人民给我们的这种关注,给予我们的这种热情的帮助和关心,我们真的觉得是非常温暖的。”

  (邓小平铜像落成仪式)

  2000年10月1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倡议建造的邓小平铜像揭幕仪式,在深圳的莲花山上举行,正在国外访问江泽民主席特意中断在国外的访问赶回国内参加了这一隆重的揭幕仪式。

  站在莲花山顶,俯瞰灿烂阳光照耀下的深圳,邓小平的身躯显得格外的高大伟岸,目光显得格外的深邃慈祥。

  邓小平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人民也深情、永远地热爱他。邓小平的铜像落成以来,每年、每月、每天来这里献花的人络绎不绝。花海似锦,爱心无限,人民的思念将世代延续,直至永远、永远。

  

  2002年2月11日 完成全篇

  总编导 徐海婴 褚嘉骅

  编 导 高稷文 黄晓燕

  撰 稿 龙平平 徐海婴

  解 说 梁 言

  凤凰卫视制作